动身
　　由北京飞往西宁的俄制图154飞机，经过两小时的飞行，由于机械故障，在西安机场紧急降落。我发现，机上乘客没有什么慌张。大家都知道，上了飞机只能听天由命了，就像我这次去拍摄西部淘金人一样，前途未卜。
　　这是1994年5月13日的上午。与我同行的是一个崇拜兰博的年轻人。
　　飞机在西安机场停留了近3个小时后，再一次往西飞去，荒芜的西北大地开始出现在机窗下面。
　　近年来，关于西北农民夏季前往高海拔无人区淘金的消息时有耳闻，但我至今没有看到来自淘金现场的完整照片。去年10月，我曾在青藏公路的昆仑山脚下与金农交谈过，当时他们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。我知道，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下采金，即便是现代化的装备也难以胜任，更何况金农社会弱肉强食，金农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　　图154飞机的庞大身躯终于降落在西宁机场。西宁是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空港，至于下面如何进行，我无法事先安排。我的西宁朋友没能把我介绍给金霸头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只是略知一些关于西北淘金的传说。
　　我最终采纳了朋友的建议，先去格尔木碰碰运气，因为格尔木是金农们的集散地。
　　接头
　　乘火车西行了20个小时，5月15日中午我和伙伴抵达了格尔木。
　　在格尔木沿街，金农们的帆布帐篷随处可见。除了卡车之外，他们的交通工具大多是8匹马力的手扶拖拉机。他们来自汉族、回族、东乡族、撒拉族、土族等民族，多数已经离家数周，行程近千公里。金农一般都不肯说出他们的实际情况，很明显这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因为泄密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。有不少人在途中就被政府的黄金检察站拦截回来了。黄金检察站的功能是检查黄金开采证和收取税款。
　　西北农民淘金的传统由来已久。干完了春季的农活之后，一些农民出门闯荡，希望能发一笔财。据估计，近年来淘金的总人数已发展到近30万。淘金人中，一种是自己出钱入伙，挖到金子按股分红；另一种是被金老板雇用，挖一天的金子拿一天的工钱。听说今年最高的工钱可以达到15元人民币一天。在80年代初，金场的所有权是谁先到达谁便有权开采，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含量好的矿点；随着地方政府的干预，便有大金头向政府购买开采权，然后再向众多的小金头出售地皮。
　　第二天上午，我幸运地和一个汉族金农队伍拉上了关系，条件是不将他们的去向透露给其他金农。这个队伍有20人，来自3个不同的乡村，组织者姓沈，共同租用了一辆“东风”卡车。他们的目的地——西藏阿里对我非常有吸引力。
　　5月17日下午，我跟沈老板出去转了一圈，没有拍到什么特别的照片。晚上我请他去吃正宗的蒙古餐。沈老板40多岁，个子小，眼睛也小，有一只比另一只更小。他1979年从青海老家移居到西藏日喀则，说话的口音很杂，干过很多事情，最后开了一间汽车修理铺子。曾九死一生的高原经历表明，他是一个杰克•伦敦笔下的人物。今年是他的本命年，母亲送给他一条红布腰带，希望为他带来好运气。
　　5月18日中午，我请姓熊的叔伯兄弟俩去一间扬州人开的小饭店吃饭。熊氏兄弟来自距西宁不远的一个山村，在这一行人中显得久经世故。我希望与他们搞好关系，作为日后制衡的力量。几年前在殴斗中捅死过人的大熊，被判过两年徒刑，今年是第一次出门挖金子；26岁的二熊前后跑了近10年的金场，6年前用挖金子挣下的钱娶了一位邻村的姑娘为妻，现有一女一儿，超生的3岁儿子至今算是黑户口，全家靠4亩旱田为生。青海一年只收一季的庄稼，余下的时间只有去找些副业。
　　我们喝了点酒，饭后大熊对我说：“我们一同上去是可以的，只是回来就要靠你们自己了。不过请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兄弟有口饭吃，就不会让你俩饿着。”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。
　　为了打消他们的戒心，我主动搬进了沈老板一行在格尔木西郊的河滩营地。我们一个帐篷睡七个人。在帐篷里，除了吸烟就是打牌，谈话内容离不开犯罪和监狱。
　　这里有成百上千的帐篷，金农们称其为“沙娃宾馆”。点火做饭是用一种手摇鼓风机，主要食物是面片，加一点清油。茶叶是他们重要的维生素来源。除了淘金的工具之外，必须带足5个月的一切用品，包括燃料用煤，所以每辆车都是重载。金农们几乎是人手一把腰刀，一来可以用于生活，二来也是武器。至于枪支，一般常见到的是压五颗子弹的小口径步枪，这种枪可以卖到2万元，如果急用，价钱便更高，当然携带枪枝是隐蔽的。
　　我们这一行人的秘密是买通进西藏的军用卡车，将淘金的工具和一部分人员带过官方的黄金检察站。
　　5月20日，沈老板告诉了我一个密谋：在到达了目的地之后，把司机和他的卡车扣下来至秋天大地上冻，理由是一旦司机离去，有可能暴露金场地点的秘密，引来另外的金农；而且一旦没有车辆，将不能返回安全地带，那里是海拔6000米左右的无人区。至于我和我的伙伴，他可以用吉普车先送回来。他的开价是一去一回2000块钱，很明显这是敲我的竹杠，但我还是先付了1000元给他。
　　密谋
　　动身的那天终于到了，我在粮站买了几十公斤干面条作为今后与5个同村人搭伙的食物。整个转装军车的行动在远离公路的戈壁中进行，他们不让我拍摄这个场面。随后，沈老板和大部分的人坐在军车的帆布篷内先行一步了。
　　我坐的是东风卡车。沿青藏公路向南，开始进入高海拔地区，当晚到达70公里以外的那赤台兵站并宿营。卡车司机于师傅和他的徒弟，加上我和我的伙伴，一起住在兵站部，其他金农依然躲在军车的帆布篷内过夜。
　　一路上，于师傅让我坐在驾驶室里。他是山东人，50多岁，已经退休。1962年他在格尔木当汽车兵，之后转业到西宁开车，现在自己承包了这辆卡车，想多赚点钱。由于沈老板欠他的车钱，所以一路上他多次停车找沈老板要钱。奇怪的是，每次虽然都没有解决问题，但沈老板都能魔术般地让他往前走一段。
　　在安多，他们付了一笔额外的钱，才得以将军车上的东西卸回到“东风”，之后不会再有检查站了。越往前走越没了人烟，我知道的也越来越多：有的人在动身时仅带了五元钱；熊氏五哥儿密谋有一天抢走沈老板亲戚带来的柴油机水泵，自己找矿点挖金子；于师傅的徒弟想入伙熊氏五哥儿……我的伙伴告诉我：“我们惟一可以信任的只有于师傅。”
　　前进方向由南转向正西，就再也没有人造的公路了，除了顺着太阳的方向之外，就只有前面车辆压出的痕迹。卡车掉进泥坑里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我们20多人可以把卡车连同5吨的货物抬起来。另外，卡车出故障也是影响前进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，5月26日的半夜里，车掉进了一条河里。从此，沈老板便很少命令天黑开车了。
　　在青海，“花儿”是指自编自唱的民歌，沈老板是一位唱“花儿”的高手，会在人们最疲惫最痛苦的时候高歌一曲。像沈老板这样的金农，能用原始的方式在无人区找金子，也能唱出催人泪下的歌声：
　　我送我的大哥走到石头坡，
　　石头坡上石头多，
　　拐坏了妹妹的尕小脚，
　　一肚子的冤枉对谁说。
　　我送我的大哥走到莎柳坡，
　　莎柳坡上莎柳多，
　　怀抱着莎柳哭一场，
　　莎柳的叶叶往下落。
　　……
　　高原的天气变化极快，时而烈日当头，转眼又是大雪飞扬。眼瞧着恶劣的天气，于师傅不再向沈老板提钱的事情，只是找机会悄悄对我说：“咱们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！”
　　5月28日中午，太阳炽热，我们到了尼玛县城。我买到了3个水果罐头，想再去找一间餐馆吃上一顿，但这里根本没有餐馆，之后的300公里路程我们都没有找到水源。
　　5月29日，海拔明显低了一点，大地开始有了一点绿意。中午时我们到达了洞措金场，这是一条山沟，几个身着绿军装的人拦在进口处。我请沈老板停车2个小时，搭乘过路的手扶拖拉机进去看看。
　　目击
　　洞措金场的开采权是由3个甘肃人用200万现金向西藏那曲地区政府买下来的。看上去他们的管理井井有条。每个进场的小老板只要按人头、车辆的级别缴纳一定费用，便可以分配到一块地盘来淘金。
　　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挖金子的过程，其实很简单：先是将沙土铲进一条条有槽的金床，同时用水冲洗，比重大于沙石的沙金自然就留在金床的槽里。这样反复进行数小时，再将金床里存下的金石混杂物倒入金盆，进行最后的冲洗，便可得到几粒闪闪发亮的金沙了。　　金盆永远由金老板掌握，他会在没有外人看见时，用一个称中药的小称来称重，然后用废旧的塑料纸把几颗金沙包起来，藏在最贴肉的内衣口袋里。第二天再将其打开一次，加入几颗新挖到的金沙。今年沙金的私下交易价格是97元1克，官方的黄金收购价也提高到93元，纯黄金市场价格是130元整。
　　在这里，除了金农之外，还有进来行医的医生，做小生意的商人，跑运输的司机，修理农机的工人等，估计有好几千人。整个金场有一个总指挥部，有自己的民兵在昼夜巡逻，以维持治安。
　　金场的大老板们很客气地请我喝了茶，吃了馒头，然后再用他们的吉普车送我出来。
　　当天的半夜里，我们到达了改则县城，距离安多900公里。我们的卡车必须经过修理才能继续前进了。
　　第二天天亮，我才看清楚了这个位于戈壁之中仅有一条街的改则县城。街道的两边是政府办公楼和一间电影院，还有一座太阳能发电站和几间旅社、餐馆。于师傅和熊氏兄弟向我借了500块钱买卡车的配件，说是沈老板已经不能支付任何费用，一切只有等采到黄金再说。
　　我要求白天开车，但沈老板反对，理由是已经有几千回民金农在改则周围扎营，只有在半夜里前进才能避开他们。晚上10点半，沈老板亲自驾车悄悄离开了改则。我只能吩咐我的伙伴，自改则之后必须观看地理方位，以便不测时可以步行出来。
　　行车至凌晨3点，沈老板迷路了，他索性停下车来，抱着车的驾驶盘睡起觉来。天亮后，他步行去探路，并命令大家下车，从而减轻卡车重量，得以通过了一个干涸的湖泊。此时的景色美极了，远处有几百只野骡在奔跑，但我们再没有心情去欣赏，大家都表现出极度的疲劳，这和海拔的升高有关。
　　中午时，我们发现后面货箱上的东西不停丢失，沈老板不许停车整理，货箱里的人也不得将头露出帐篷来，以免被藏族牧民认出是金农的车辆。对藏族人来说，山、草场、湖泊都是神圣的，挖金子更加大逆不道了。后来大家发现丢了很多食盐，于师傅在改则县抓获的一只小藏狗也不知去向。我立刻问伙伴：“胶卷包在哪里？”
　　本次西部之行，胶卷是成败关键，看不到胶卷包，我登时感到一股凉气由脚底升起！我立即爬上货箱，终于在驾驶室和货箱交接处的夹缝里找到了它。这时胶卷包的口朝向下方，好在包的盖子没有打开。
　　大熊已经不太说话，他在格尔木就患了感冒。在高海拔地区，普通感冒也会导致肺气肿和肺水肿，从而致人死命。几天来，大熊和另外几个人已经使用肌肉注射抗菌素。他们使用的是同一个玻璃针管，消毒是用水煮，而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下，水的沸点只有六、七十度。
　　6月1日上午，沈老板将车停在一个古老的采金点，大家开始兴奋了。一般目前金农的采金地点都是古矿点，听沈老板说这些古矿点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印度人曾赶着牦牛来这一带采过金子。我曾偶然读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一篇文章：有一部分住在印度以北的人以采集黄金为业，采金的方式是，在清晨驾着骆驼，去沙漠偷盗由蚂蚁在夜里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沙金。这种蚂蚁比狗小，比狐狸大，行动速度很快。因此偷盗的动作必须迅速，如果被正在睡觉的蚂蚁发现，便非常危险，一旦被它们追上便人畜俱亡。
　　沈老板反复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那座山的后面，可总是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，还是没到。
　　返回
　　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也许是我平安结束本次旅行的最后机会了。
　　6月1日下午，卡车又陷进一个河滩里，这次是费了点力气，大家正在将车上的货物一点点地扛过河去时，突然从远处驶来一辆吉普和一辆卡车，沈老板立即表现出极度紧张。两辆车迅速冲过了河，从车上跳下来手持五六式冲锋枪的警察。警察命令大家不得反抗，并卸下几个人的腰刀来，罪名是“非法采金”。领头的警察是位藏族，他检查了我的摄影师证件后对我说：“你知道这里危险得很吗？”
　　警察是在得到情报之后，比我们先一天到达了距这里还有70公里之遥的金场，他们的卡车上带回了一批在我们之前到达的金农。
　　沈老板秘密命令大家假装没有办法把“东风”弄出河滩。天渐渐黑下来，警察和他们的向导支起帐篷，点火做饭了。金农们策划要与警察拖延时间，待警察走之后，将“东风”车藏进山里去，几个星期之后便是雨季，那时不会再有人能进来了。
　　这是最寒冷的一夜，风很大，又下起了大雪。
　　6月2日早晨，大地重新冻起来。我去叫醒还在驾驶室睡觉的伙伴，收起帐篷，打好行李，跟着警察打道回府。大熊给了我一封他在改则没有寄掉的家信；于师傅拿出他身上的最后20元钱还给我，被我拒绝。就在这时，警察又成功地截获了一辆吉普车，这是沈老板回族合伙人的车。警察缴获了一只猎枪，100多发五六式冲锋枪子弹和几十斤炸药，还发现了他们打死的一头野牦牛。
　　两天之后，我们一行人又回到了400公里以南的改则县城，沈老板和他的回族合伙人被拘留关押。由于不断有金农涌来，改则县的武警请求增援了两个中队，以防意外。
　　6月6日，因为找不到其他车辆，我和伙伴搭上了一批矿车，跟着矿车在改则以南70公里的一个硼砂矿里度过了几天。6月9日，我再一次回到了洞措金场，大老板告诉我，场子里已经有14个人因为高原肺水肿死去了。
　　6月10日，在回程的路上，我乘坐的硼砂矿车被一辆由洞措金场开来的“东风”车截住，这是为了追捕9个在逃的金农。我们一同的另一辆硼砂矿车曾被这9个在逃的金农拦截过，请求带他们回青海去，理由是金场的劳动强度太大，受金老板虐待挨打和吃不饱饭，被硼砂矿车司机拒绝了。
　　“东风”车的驾驶室里放着一只小口径步枪，他们的金老板一共雇了30个人来挖金子，出逃是要严惩的，因为金老板不仅将他们千里迢迢地送到了矿上，而且也付过人头费了，金老板不希望空着手回家。后来听说这9人被抓回去了。其实回金场是惟一的生路，仅凭两条腿是不能逃生的。
　　6月14日，我和伙伴回到了格尔木。“沙娃宾馆”的帐篷没见减少，西进的金农还是源源不断。
　　（文/图 曾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