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21世纪，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。“父传子、家天下”的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建立。山西南部古有“夏墟”之称，夏文化遗存，分布密集，灿若繁星。“东下冯遗址”的发现，表明晋南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。
　　继夏而起的商朝，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，国家体制趋于完备，文明程度更高。山西南部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和完整城池，表明这里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。
　　夏商时期，山西中西部吕梁山一线属于各部族“方国”领域。这些方国与华夏民族长期交往，深受影响，文化丰富多彩而独具地域特色。
　　第一单元 大夏之墟
　　山西南部是《尚书•禹贡》九州中“冀州”之地，也是古文献中的“唐”、“大夏”、“夏墟”所在。这里发现夏文化遗存160余处，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著名。其文化内涵既与河南的王朝中心区域基本一致，又存在某些区别。在山西中部发现的“东太堡文化”以及白燕和游邀等遗址，既有典型夏文化的某些因素，又具浓厚的地方色彩，应是与夏王朝同时的“方国”遗存。
　　第二单元 殷商重地
　　山西南部处于商代 “王畿（jī）千里”的范围，与商王朝的中心区域比邻。相传商始祖契的母族“有娀（sōng）氏”，曾居永济；中宗祖乙曾迁都于“耿（gěng）”（今河津市境内）；傅说“筑傅岩(今平陆县境内)之野”，高宗武丁拔举为相。（英文待补）在垣曲县古城南关和夏县东下冯等地发现有商代前期城址。这些位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，对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战略意义。平陆和长子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，更可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　　第三单元 方国遗珍
　　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，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“方国”，甲骨文多见记述。灵石、石楼、柳林和保德等地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，其容器类多与南部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同，而小件器物剑、削、匕、刀等却风格迥异，带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，是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彩一族。
　　摘自山西博物院网 http://www.shanximuseum.com/exhibit/changshe.html
　　公元前21世纪，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。“父传子、家天下”的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建立。山西南部古有“夏墟”之称，夏文化遗存，分布密集，灿若繁星。“东下冯遗址”的发现，表明晋南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。
　　继夏而起的商朝，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，国家体制趋于完备，文明程度更高。山西南部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和完整城池，表明这里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。
　　夏商时期，山西中西部吕梁山一线属于各部族“方国”领域。这些方国与华夏民族长期交往，深受影响，文化丰富多彩而独具地域特色。
　　第一单元 大夏之墟
　　山西南部是《尚书•禹贡》九州中“冀州”之地，也是古文献中的“唐”、“大夏”、“夏墟”所在。这里发现夏文化遗存160余处，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著名。其文化内涵既与河南的王朝中心区域基本一致，又存在某些区别。在山西中部发现的“东太堡文化”以及白燕和游邀等遗址，既有典型夏文化的某些因素，又具浓厚的地方色彩，应是与夏王朝同时的“方国”遗存。
　　第二单元 殷商重地
　　山西南部处于商代 “王畿（jī）千里”的范围，与商王朝的中心区域比邻。相传商始祖契的母族“有娀（sōng）氏”，曾居永济；中宗祖乙曾迁都于“耿（gěng）”（今河津市境内）；傅说“筑傅岩(今平陆县境内)之野”，高宗武丁拔举为相。（英文待补）在垣曲县古城南关和夏县东下冯等地发现有商代前期城址。这些位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，对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战略意义。平陆和长子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，更可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　　第三单元 方国遗珍
　　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，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“方国”，甲骨文多见记述。灵石、石楼、柳林和保德等地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，其容器类多与南部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同，而小件器物剑、削、匕、刀等却风格迥异，带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，是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彩一族。
　　摘自山西博物院网 http://www.shanximuseum.com/exhibit/changshe.html